“为啥？”老胡惊讶道。
方言说道：
“乡下好多人都不认识字，印了也没啥用。”
1978年的京城农村，文盲比例不低，尤其对中老年群体来说，不识字是很普遍的情况。
那会儿虽然推行多年扫盲运动，不少青壮年通过夜校扫盲班认了些常用字，但京城周边的农村里，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乡，大多还是没上过正经学堂：
有的是小时候家里穷供不起读书，有的是早年忙着种地、喂牲口，没工夫学认字；就算是年轻些的，也多是只认识自己名字、简单数字，能完整读明白“联合义诊”“基金”这类词的人，并不算多。
真要是把公司、基金、学校的名字印在医疗箱或搪瓷杯上，多数老乡确实看不懂，顶多觉得“这杯子上有字，挺好看”，根本达不到“让人记住”的宣传效果。
老胡听完这话，愣了愣才挠头笑：
“嗨，我倒把这茬忘了！还是你想得细，这要是印了字没人认，白瞎了功夫不说，还显得咱们不接地气。”
方言想了想说道：
“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宣传，就是得换老乡能懂的法子。比如让跟着去的学生、老中医多跟老乡唠唠，说我们是首都中医药大学的，跟公司、基金一起来给大家免费看病’，嘴上说清楚，比印字管用；再比如送搪瓷杯的时候，顺口提一句‘这杯子是给您喝水的，以后有个头疼脑热，记得咱们城里来的中医能治’，这样既实在，也能让老乡他们记着。”
听到方言这么说，老胡眼前一亮，说道：
“哎，你这主意好！嘴上说比印字靠谱多了！那我就不搞里胡哨的字了，多准备点实用的，除了搪瓷杯，再弄些粗布袋子、艾草贴，都是老乡能用得上的，送的时候跟他们说清楚咱们是谁、来干啥，保准比印字记得牢！”
“就这么办。”方言点头。
这时候老胡又对着方言提醒道：
“诶，不过义诊可不能跑太远了，最好是当天去当天还能回来的那种，你可别忘了，家里还有孕妇等着呢！”
他说的是方言媳妇儿朱霖和他自己的媳妇儿黄慧婕，虽然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些时间，但是随着时间临近，这事儿就说不准了。
其实朱霖还没什么，特别是黄慧婕这种已经四十岁的大龄产妇，她提前分娩的概率会比年轻产妇略高不少。
其实预产期这东西本身就不是准得钉死的日子，就是医生根据你最后一次来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