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接着道：“日本文学的「现代性」是被高度压缩过的，相较于欧洲数百年的渐进过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短短数十年内完成了从汉文学传统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转型。
这种压缩导致了一个结果——本国的文学传统被改造为连接「现代性」的一种工具，就像《源氏物语》被定义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一样。
实际上在它诞生之初，连‘小说’这种文学概念都没有，紫式部也不是怀着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物语’可能更接近‘传说’或者‘故事’的含义。
当它被定义为‘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的那一刻，作者本人的许多意图和作品本身具备的许多审美都被抹杀了——它再也回不到未被定义前的状态了。它永远只能作为欧洲文学视角下‘novel（小说）’的一个子集。
就像今天，我们把‘话本’‘演义’‘平话’‘说话’‘拟话本’‘诸宫调’……都粗糙地命名为‘中国古代小说’一样，很大程度上抹杀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而在英语文学中，却还保留了‘novel’‘fiction’‘story’‘narrative’……等复杂的分类。
所以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模具本身是一种文化殖民：既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笨拙模仿，又是对本土传统的暴力重塑。但即使是夏目漱石这样的文豪也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即使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中国文学，也存在这样的焦虑，所以我才说这是一面镜子。这一次访问日本，其实更多是想通过交流，找到「现代性」在本国社会发展中的原始萌发。它可能不在书店的纯文学书架上，也不在精英作家的笔尖上，而在我们意识不到的角落里。”
孙良一记录的笔触越来越凝重，如果说之前他和张潮还是“各怀鬼胎”的话，此刻他已经完全被张潮表达的观念所吸引。
张潮的理念实在太宏伟了，这些话仿佛不应该从眼前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嘴里说出来。
良久，他终于问出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也说这个问题日本的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但是至今也无法摆脱这种束缚。
会不会这就是一种宿命，曾经的弱者永远无法抹去强者在其身上留下的痕迹——就像中国文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样，日本与韩国的本国文字，永远需要汉字作为构成的基础。”
张潮有些意外地看向眼前的中年油腻男人，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