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隘口、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
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只不过，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他们并未直接出动。
但与此同时，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