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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出版与分发上。
皇家海军所有舰艇出航之前，必须从海图测量局领取最新的海图与《航海历书》。
这些海图不仅涉及英伦近海，还涵盖了加勒比海、印度洋、太平洋诸岛，乃至于南美与东南亚的复杂水域。
作为副局长，埃尔德有权决定哪些批次的海图优先印制、哪些航海资料延后出版，甚至能通过调度印刷数量，暗中影响哪些舰长能在出航前拿到完整的资料，哪些人则只能依赖旧版。
其次，海图测量局的资料来源并非全部依赖海军舰队的测定，格林威治天文台、好望角天文台的天文观测，皇家学会学者们的潮汐研究，甚至商船船长们上交的航海日志，全都要汇集到埃尔德的案头。
由他负责组织人手筛选、归档，决定哪些数据进入《航海历书》，哪些留作内部参考。
换句话说，他握着科学与实务之间的关口，哪位学者的研究能进入皇家海军的标准文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的一句话。
还有就是预算与人事的建议权了。虽然经费最终都要经过海军部财务秘书与议会的批准，但海图测量局需要多少绘图员、需要购买多少仪器、是否要增聘文员和制图工匠，这些预算编制草案都要由副局长先拟定。
蒲福年事已高，除非情况已经糟糕到他必须亲自过问的程度了，否则他往往只会在总体方向上点头，而具体的人员定额则要靠副局长拍板。因此，现如今就连财政部质询的时候，也习惯性的直接去找副局长要答覆。
甚至于，如果埃尔德想要捞点外快的话，现在也简单多了。
因为从1810年代开始，海图测量局就逐渐成为了英国海运赖以生存的资料中心。
凡是要出海赚钱的贸易公司、或者做商船生意的保险公司，甚至于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这样的海外特许公司，都在想方设法的打听最新的水深与航道情况。
虽然海军部对外公开出售的《海图》都有定价，但众所周知，海军部不可能把所有的内部资料和未公开修正过的草图等战略情报都一起卖掉。真正能决定哪些海图可以出售，哪些海图必须严格封存的，正是埃尔德这个不起眼的二等书记官，海图测量局的副局长。
他手上的这份权力，足以左右许多远航舰队的航行风险，也足以让一堆纵横四海的商界巨擘低声下气地上门求他。
如果放在十年前，谁能想到两个伦敦大学的学生会坐在这间炉火温热的咖啡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