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用下去，在周朝初期还有统称夏、商为“二代”的现象。
而先秦主流学派的著作，更是对于三代有着明确的界定，譬如《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孟子·卷五·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