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