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内阁的人，虽然可能他们表面认同但心底里不太认同变法，可对于整顿吏治，他们反而是支持的，因为损害的不是他们的利益，又符合他们的政治道德观。
而对于因为支持变法而骤升高位的鸿胪寺卿解缙、光禄寺少卿李伟来说，这些新的吏治整顿政策，确实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但这些实际利益跟他们的仕途比起来，却是相对微不足道的。
至于国子监祭酒胡俨，这种两袖清风的人，反倒是不太认可进一步整顿吏治的行为，这些政策不损害他的利益甚至不影响他的仕途，但却有悖于他的政治道德观。
这还仅仅是在场的这十几号人的不同立场、态度、观点.只能说政治多样性有的时候跟生物多样性并无区别，都是足够千奇百态的。
金幼孜眼看风头不对，作为今天宴会的主人，他只是借着生日的名义邀请同僚小聚，巩固一下人脉、联络一下感情，可不想闹出什么事端来，赶紧说道。
“庆历新政，怎么能跟今日之变法相提并论呢。”
“为何不能？”
出乎众人意料，别人还没吱声呢，作为醇儒的胡俨，竟是先捻须反问道。
“庆历新政以‘明黜陟’严格官吏升降制度，把早先的按照官员的资历年限升官且只升不降的磨勘制度，改为依据政绩考核来决定官吏的升职或降职，与今日之考成法，难道不是一个道理吗？”
这话倒是从理论上来讲没毛病，但结合庆历新政的结局，却似乎总是有所意指。
实际上，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吏治整顿的太狠，范仲淹等人整顿吏治的种种举措，把一大批政绩不够的官员给从高位上撸了下来，还有很多养尊处优等待荫恩做官的高官子弟没了前途，再加上对于提拔官员，也就是“择官长”，也确实有着“如何择”的问题，新政者肯定是要用人唯亲的，也因此把很多自己的亲朋故旧提拔到了关键位置，这样一来，就导致从上到下，从官员到官员预备役，都被损害了利益，直接动摇了统治基础，因而宋仁宗感受到了皇位晃动的威胁后，马上停止了庆历新政。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考成法、京察这前两板斧固然跟“明黜陟”没什么区别，而这砍向各部寺基层物质利益的第三板斧，跟“抑侥幸”、“均公田”，也是同样的道理。
话到这里，借着酒劲儿，话题自然就延续了下去。
大理寺少卿吕震问道：“诸位，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