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是用来干工程的，紧急状态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政策，乃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则多承担’的原则。但这种制定者设想的公平，在实际征收中，本应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大户，却凭借贿赂官府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逃避劳逸，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逃亡。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之所以官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豪绅与胥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胥吏，就是方才所说的不在册的吏员，他们受地方长官私人雇佣，操持地方政务……像沈默的父亲沈贺老先生，当年在衙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他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享受朝廷俸禄。这样国家固然不必支付这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却也无法阻止这一群体，在受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自然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执行。
而且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乡，和地方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勾结起来，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这就是大明朝长期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绅们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还一群人同样要哭，那就是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州县的地方官。
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责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
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
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