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情况通报给长子，没想到他对岛外发生的事情，也了解不多，似乎俞大猷也在封锁消息，不过长子告诉沈默：“我家老总临走时交代，没有他的命令，所有战船不许出寨，就是大帅下令也不行。”
这既是个好消息，又是个坏消息，因为它一方面说明俞大猷的立场没有问题，态度十分坚定，但也说明确实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朱五并没有跟随沈默走水路，而是在莱州乘快马南下，联络指挥各锦衣卫千户所，尽可能的收集情报，为沈默的决策提供支持。
锦衣卫的效率很高，第三天便将各方面的最新情报，汇总摆上了他的桌面，事件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
看似铺天盖地的东南叛乱，其实可以分成两场。北边皖南、浙江、江西一带，是银矿工人叛乱，南边江西、福建、广东一带，是‘三巢’农民造反，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先说银矿工人的暴乱，这其实是个历史问题。随着近百年来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社会结算的主要货币，随之而来的，是对银矿石需求的激增。银矿的开采由官府控制，但实际采矿的，却是邻近地区、以宗族为单位的彪悍山民。
为了完成上差、中饱私囊，官府往往定下极高的上缴额度，并通过矿卒和官差，监督监视矿工采矿，严惩偷懒懈怠者，并对偷盗矿石、偷挖矿山者绝不姑息。
在当时的条件下，矿工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出现死伤司空见惯，且要整日面对官府的盘剥与欺凌，怨气越来越重。这种时候，有地方豪强登高一呼，很容易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按照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除了抵抗官府的暴政外，还有更吸引人的目的——私开银矿。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不被官府容忍，往往面临着严厉的打击，但因为矿工们又以宗族为单位，团结彪悍，而且银矿所处之地，往往是山脉连绵，军队很难打得过山民。加上私开银矿的收入，即使对于普通矿工来说，也远远高于为官矿劳作，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便造成了延绵百年，无法根除的冲突根源。
历史上，杨廷和当政时，曾经采取一些手段，缓和了官府与矿工的矛盾，但严嵩柄国后，一切急转直下，官府贪墨、压榨矿工，逼死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眼看就要再次造成暴乱，但东南倭寇的横行，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官府的注意力不再放在矿山上，卫所军队更是在战争初期，被强大的倭寇消灭殆尽。于是从嘉靖三十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官府对矿山的监管出现了一段真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