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百年来，可称得太平盛世，全仰赖在于‘仁义’二字，然也因合于仁义，如今辽夏虎视边陲，国敝民困，也全怪于仁义二字。”
“那么三郎为何言为何说治国，以利益而非仁义？”
章越道：“令兄在言事书中所提‘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要从学校中选拔人才，日后提拔任用，再行以征诛之法，此鉴于范相公新政不得人才之失。”
“然而变法在于富国，要富国，不取于上则取于下，取于下则国亡，秦之亡在于失于民不在于失于仁义。故而这也是我为何所言，贾生过秦论立意不高之故。然而取于上，此合乎于仁义么？凭征诛之法可压一时，却不可长久，治国长久还在于利益二字。变法即不得于仁义，令兄又以何利益补仁义之失呢？”
听到这里王安国忍不住拍案道：“佩服，真佩服啊！如此说来以三郎之才，三字诗确实也不足一观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