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留给孩子，自己啃干馒头时还得笑著说不饿。
我就把这种苦放进角色里，让观眾能感受到那些说不出口的爱。”
宋单单接过话筒补充道：“叶导在片场一直提醒我们，不要演穷，要演想活著。这四个字就是所有角色的根。”
她说话时手势丰富，表情生动，引得台下不时响起轻笑声，“记得有场戏，我要在雨中捡拾被水泡烂的纸箱，叶导让我想像那是孩子下学期的学费，那种迫切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毕竟我儿子巴图还在读书。”
当一位美国记者问及影片中的阶层隱喻时，叶柯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话筒，“我不想做简单的道德批判，只想呈现生活的真实。
就像宋嘉演的房东太太，她不是坏人，只是从未见过的下室的潮湿。单单姐的角色也不是弱者，她有扛起整个家的韧性。
阶层之间的隔阂，往往源於彼此看不见的生活。”
日本《电影旬报》的记者向周咚雨提问：“作为年轻演员，你是如何把握那个在贫困中依然保持尊严的女儿角色的？”
周咚雨握著话筒的手微微发抖，声音却清澈坚定：“叶导让我观察酒店服务员的眼神，那些女孩在与客人对话时，目光会不自觉的飘向地面。
这种细微的肢体语言，比任何台词都更能表达角色的內心。
我还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了两周义工，那些孩子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眼睛里依然有光。
苏有鹏在一旁点头，补充道：“作为演员，我们不是在表演贫穷，而是在表演尊严。
即使在最困顿的环境中，人也从未放弃过的尊严。
叶导要求我们在表演时，即使角色身处困境，脊樑也必须是挺直的。”
发布会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提问从电影技法延伸到社会议题，再深入到每个角色的內心世界。
叶柯团队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真诚而深入的回答，现场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转眼就到了十七日。
露天放映场设在坎城附近的一个海滨广场。
这个原本计划容纳八百人的场地，最终挤进了近两千名观眾。
组委会不得不临时加装了两块大屏幕，仍然满足不了热情观眾的需求。
夜幕降临后，海风轻轻吹拂著巨大的银幕。
《寄生虫》在这个更为宽鬆的环境下再次放映，却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