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要求西人行双膝跪礼，此等陋习实不可取，他并不想软硬兼施地逼迫来使行三跪九叩礼。
在他看来，大明在西人心中是否有地位是靠实力来说话的，而大明做为一个洋洋大国。谋求的也应该是百姓和朝廷的最大利益，以往朝贡制度花钱买面子地愚蠢行为早该停止了，便以此番是西方国度的使节来朝谈判通商事宜，而非大明属国进贡天子，可以不必行大明跪礼为由向皇上提出建议。
杨凌最担心的就是六部大员们提出抗议，所以早早的准备了充分的说辞。他并不是为了给西方使臣争取权益，而是想纠正大明朝廷不重实利而重虚名的官僚作风，这第一步虽然难。可是迈出去了，后人就有了借鉴的依据。
朱湘儿那番话提醒了他，皇上如今不在京中，少了许多的掣肘，南京六部不及北京六部权势之大。比较好对付，只要克服了这一关，有了先例可循，以后朝廷再行事就有许多地便利。
杨凌没想到南京六部的这些官员倒比北京六部的官吏更加务实。事情进行的异常顺利，南京六部的老头子们虽然也提出了异议，但是杨凌只是稍加解释，他们就不再多言了。
原来，这些江南官儿背后或多或少都依附着许多江南的豪门大贾，所以江南官员重商态度比起北方的官员来要强上十倍。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欧腾飞，就得力于重商主义的推行，那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地重要前提。
然而大明呢。却一直重农抑商，以至于地租、高利贷远比兴办工商更有吸引力。就拿那些最著名地徽商、晋商来说，他们发财之后，同样是广置田地、开办当铺，使集中到他们手中的巨额财富重新归流入传统产业，阻碍了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地可能。
这种意识，在北方、在内陆尤其严重，然而江南却是个例外。江南地区本来就多大商贾。自解禁开海以来，杨凌以内厂为倚仗开办交通运输业。兼营各种产业。
为了形成共同利益、确保这个强大的利益团体不会因人而废，他在北方拉拢了许多皇亲国戚包括当今皇帝入股经商，在南方由成绮韵牵头，首先联合各地地大商贾豪门，随即以他们为枝干，把更多的士绅名流和官吏们吸引进来。
如今，这项利益共享、共同经商的股份制经商路子终于开花结果了，就是南京六部的那些官员们也已经被或多或少地渗透影响着，改变着他们落后腐朽地思想观念。
大明朝原有一项规定，四品以上官员不许经商，但是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京里面，正德开有皇店，成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