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吕氏春秋》来立论：“——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故胜书能以不言说，周公旦能以不言听，至言无言，至为无为。”
谢道韫心思敏捷，立即道：“非也，吕不韦之‘不言’乃是可言而不必言、老子之‘不言’乃欲言而不能言，一则无须乎有言、一则不可得而言，此中差异明显。”
数月不见，这个祝英台思致愈发敏锐了，一下子就辩析出其中微小的差异，徐邈一开场就落了下风，眼望陈操之，让陈操之顶上，他先思索一会。
陈操之便引用《庄子》的“知北游”、“徐无鬼”来支持徐邈之论，谢道韫与谢玄引经据典反驳，双方辩论甚是激烈，妙语如珠，一边的顾恺之听得眉飞色舞，如此高水平的辩难，即便大司徒司马昱府上也是难得一见的吧，辩难要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不然的话一方三言两语把另一方驳倒，也就显不出精彩。
晋人清谈也不是全无益处，晋人好思辩，相互辩难有益于学术交流，魏晋哲学是继春秋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高峰，但清谈发展到极端，只务清淡，不理世务，那就难免有清谈误国之毁了。
这场辩难以陈操之、徐邈方落败告终，徐邈起先引的《吕氏春秋》有破绽，被谢道韫揪住，虽然陈操之几番反击，却还是无法挽回、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