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靶点列出来，我们分开从不同公司订购，化整为零。再不行，某些关键的检测，送出去做，到欧洲到美国去做，他总不能封锁他们自己？如果有需要我来练习。”
“第三，计算资源。”
“何子健，商业计算软体受限，可以联繫南都医大数字医学实验室，崛起使用这些软体的方法，直接使用南都医大的人工智慧，或许效果会更好。”
杨平一条条分析下来，思路清晰，对策明確，仿佛早已胸有成竹。他不仅指出了问题，更提供了一套如何“绕著走”、“钻空子”、“自己动手”的组合拳。
“记住，”杨平最后总结道，眼神锐利，“他们构筑的壁垒看似坚固，但往往僵化、臃肿，对变化反应迟钝。而我们，小、快、灵。他们没有彻底封死所有路径，也不可能封死。这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些基础实验设备和试剂锐行那边也在努力，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没有五年十年不可能拿出產品。”
杨平的话，像一阵强风，吹散了笼罩在团队头上的阴霾。原本觉得山穷水尽的眾人，眼睛重新亮了起来。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用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走最顺的路？科研的本质，不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不可能”吗？
……
接下来的日子，课题组画风突变，从追求前沿高效的“精锐部队”，变成了充满草根智慧的“土法炼钢”小分队。
刘阳一头扎进了所里的菌种保藏中心和蛋白质纯化平台，开始尝试自己表达和优化几种关键的重组酶。过程磕磕绊绊，纯度和活性都跟商业化產品没法比，但他乐在其中，每天身上都带著一股培养基的味道。他还真的从一篇古老的文献里找到了一种用常见內切酶和连接酶组合模擬特定克隆效果的方法，虽然步骤繁琐，效率也打了折扣，但至少让他的载体构建工作能够继续下去。
楚晓晓成了流式细胞仪平台的“钉子户”，她软磨硬泡，跟平台管理员混成了哥们，获得了在非尖峰时段“折腾”那台老旧仪器的特权。她拿著最基本的抗体，像搭积木一样自己配置检测 panel，反覆调整电压、补偿，记录下海量的数据。这个过程痛苦且漫长，却让她对流式技术的理解深入到了骨髓里。
何子健则天天往南都医大数字医学中心跑，他和那些工程师沟通，如何利用算力更强的大模型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王超更是发挥了他“动手达人”的特性，带著蒋季同跑去学校的电子工程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