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技术落后，技术升级困难，在进行重大技术改造投资的时候，官办煤矿又过于保守。
因此官办煤矿的人力使用远高于私营煤矿，没有铺设矿井轨道，全靠人力运输，也不使用蒸汽抽水机。
煤矿挖掘的事后，最怕就是遇到地下水。
以往遇到地下水就没办法挖掘了，蒸汽抽水机的出现，则让这些地块也能继续挖掘。
所以蒸汽抽水机大大增加可挖掘的区域，提升了煤矿的产出。
而官办煤矿才只能用原始的排水手段，或者干脆不排水，遇到水浸的矿洞就要封闭矿洞重新开挖矿洞，这自然是大大增加了成本。
说完了工部的问题，王用汲对其他衙门也不客气。
户部在采购京师官署采暖煤炭和京畿工厂煤炭的时候，要求「官矿优先」，变相补贴低效产能，这其中勾结贪腐的问题也很严重，一些户部官员中饱私囊，向地方矿场索贿。
第四点，王用汲也对内承运库开炮，地方煤矿管理混乱，工部、内承运库、
地方各有所属，工部管生产、户部管拨银、地方管治安，三方推诿责任。
内承运库管理的煤矿，更是腐败重灾区，这些属于内廷资产的煤矿，根本无人监管，一些镇守太监根本不在乎煤矿是不是亏本，只在乎自己捞钱。
面对王用汲的奏疏，隆庆皇帝自然是震怒。
这不仅仅是几座煤矿的效益问题，如果官办不如民办，那朝廷的脸面何在？
其实这也是老问题了。
大明在苏泽穿越之前，就有过官办民办矿场的问题，只不过不是煤矿，而是银矿。
嘉靖朝的时候，在浙江一地花了六千两银子开矿，最后挖出的银子总共才五千两。
这也就罢了，关键是当时浙江私挖成风，大量的矿工躲藏在山上挖掘银矿，赚到了大量的钱，这些私矿的矿工还经常械斗，扰乱地方治安。
后来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在浙江招募的戚家军，主要就是这些矿工。
面对皇帝和内阁的怒火，工部也只有上书请罪。
但是山西煤矿的问题还是在这里。
这时候，朝廷上出现了两个风声。
一个是部分官员干脆提出，主张「将工矿悉归民营，朝廷征税即可」，主张将这些负面资产全部脱钩，直接变卖掉工部的煤矿，以后朝廷收税，需要用煤炭的时候，再从私人煤矿购买就是了。
另外一派的官员，则提出了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