趸。
这一猜想，也在他看到了光复军在地方推行的税赋新政中得到了印证。
光复军推行的「纳税新制，完粮纳税」，以及这套制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的重塑。
让他的内心，震动不已。
作为深谙传统王朝治理之道的官员，沈葆桢太清楚「皇权不下县」之说在清代早已名存实亡。
摊丁入亩之后，人口激增，基层行政事务繁杂，胥吏队伍恶性膨胀。
州县官员往往依赖乡绅、胥吏乃至宗族势力来管理乡村、征收赋税，由此滋生了无尽的盘剥与腐败。
胥吏藉机敲诈，富户成为重点勒索对象，税收实际负担数倍于法定额度，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逃亡之事屡见不鲜，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能一呼百应的深层土壤。
他不由得想起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在湖南的实践。
为支撑湘军的饷银，他们开创性地利用「士绅」力量，设立「公局」，征收「厘金」，整顿赋税。
绕过腐败的胥吏系统，甚至架空部分地方官员，形成了所谓的「公局政治」，士绅权力空前扩张。
这才使得湖南财力暴增，支撑起数万湘军的作战。
这已是清廷体制内一种无奈的、藉助地方精英的治理创新。
然而，光复军治下的建宁府，做法却更为彻底，也更为……「怪异」。
沈葆桢看到，各村镇设有「乡公所」，但主事者并非传统乡绅，而多是军属或有威望的本地良民，由光复军后勤部门直管。
还有穿着统一制服，戴着袖章的的「宣传队」在田间地头，用最质朴的福建方言，向围拢的农民一遍遍讲解新的税收政策：
「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粮食直接送到乡公所，按官斗过秤，当场给收据，绝无苛扣」。
这些军属，因其家人在前线，与光复军利益深度绑定，且在新政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故而执行力与忠诚度极高。
他们组织人手，丈量田亩，建立鱼鳞图册，一切都力求公开透明。
更令他惊讶的是，没有随意摊派的徭役，但到了农闲，乡公所会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挖塘筑坝，言明是为本乡本土谋福利，故而民众积极性颇高。
整个过程，没有胥吏的敲骨吸髓，没有乡绅的层层转嫁，也没有强迫的徭役摊派。
有的，是清晰简单的规则，是相对公平的负担，是看得见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