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苏曜放缓了大规模军事扩张的步伐，转而致力於內政的巩固与文化的融合。他以罗马为中心，建立了“西洋大都护府”，与东方的洛阳遥相呼应。
苏曜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將自己的诸多儿子们分封到遥远的西方，效仿明朝藩王出镇的制度，以巩固新得的领土。
在他宛如天神的实力面前，苏曜诸子们都被纷纷冠以神子的尊称，成为连接大汉与当地的重要纽带。
每一次藩王出镇，苏曜都下令派出为数不少的军民隨行，这些人带著大汉的骄傲，与当地人通婚杂居，將汉家文化播撒四方。
与此同时，当地的精英们纷纷走入帝国学堂，以朝圣洛阳，在帝国大学就读为毕生的追求。
在经济上，帝国银行的分行在罗马、迦太基、雅典等重要城市相继设立，大汉宝钞与金银掛鉤的信用体系逐渐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地中海的航运与丝绸之路的西段被彻底打通，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与西方的玻璃、金银器、橄欖油等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进行著交换，巨大的商业利润反过来又滋养著这个庞大的帝国。
在军事上，周瑜统领的西洋水师彻底清扫了地中海的海盗和罗马残余舰队，建立了绝对的海权。曹操、关羽、吕布等將则分別镇守巴尔干、北非和小亚细亚，一边清剿残余抵抗势力，一边屯田练兵，將大汉的军事存在深深扎根於这片土地。
而在信仰层面，苏曜採取了更为精妙的策略。他並未强行取缔罗马的多神信仰，而是巧妙地引导。
苏曜默许甚至鼓励民间將他“天皇苏曜”的形象与罗马传统的“无敌太阳神索尔”或“神王朱庇特”进行类比和融合。那些在战场上目睹他展现“神威”的士兵和民眾，自发地成为了这种新信仰的传播者。
渐渐地，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內，一种以“天皇”为至高主宰、融合了汉文化“天命”观与罗马、波斯、印度等地神祇某些特性的新型帝国信仰开始悄然形成，並为苏曜持续不断地匯聚著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仰之力”。
苏曜能清晰地感受到，这股日益磅礴的信仰之力，正在潜移默化地改造著他的身体和灵魂，让他对《飞升之书》的理解日益加深，对自身力量的掌控也愈发精微。
他甚至开始尝试引导这股力量，不是用於毁灭，而是用於滋养——在他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帝国的核心区域內，年年都风调雨顺，农作物產量大获丰收，即使有一些轻微的疫病也能更快地平復。
这些“神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