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个环境，去听懂这些话的含义。
在倭国已经六年有余，熊廷弼对倭国人有了十分深入的理解，倭国人的底色是自卑。
倭人始终在寻找着他者』为锚定，去锚定自己的一切，像极了倭国的地理形势，孤悬海外的孤岛，需要大陆的去定义它的轮廓，和文明的边界。
这种始终依附于他人的状态，造成了倭人的自卑。
他们把京都西边叫做长安，东边叫做洛阳，把大名们入京叫做上洛，而他们的所有文化、经济、技术等等一切，都来自于中原的舶入，这种次生、衍生文明，造就了这种骨子里的自卑。
同样，这种自卑，还来自于生存的焦虑。
倭国没有精耕细作，没有足够的农具，本该承担保卫职责的武士，总是在劫掠着穷民苦力，生存的焦虑，让倭人学会了逆来顺受，最终的结果，就是自我卑贱。
而自卑的底色，让这些倭人，始终处于彷徨、迷茫、焦虑之中，他们渴求着更加稳定的生活，他们对一切的悲剧，都认定为倭国地狭田少、地震频繁和风暴不断，只认为是天灾，并不认为是人祸。
单纯的把不幸归因于天灾，倭人对大陆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唐，就是这种自卑之下建立起来的共识。
普通的倭人，并不了解中原王朝的变迁，他们将中原称之为大唐，似乎只要入唐，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只要入唐，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好。
如果仔细剖析极乐教的诞生和在倭国的广泛流行，就会发现极乐教的本质就是入唐。
极乐教的诞生，是军事进攻失败后，败犬路线的入唐。
自我矮化、自我卑贱、为奴为婢也要登极乐净土，去到大明，是极乐教广泛流行的文化根基。
而骨子里的自卑，造成的逆来顺受，让他们不敢反抗，也很少反抗，更加难以出现爱民的共识，秩序都是在斗争中建立，而公平来自于反抗的争取。
没有反抗就没有公平，没有斗争就没有秩序。
几个大名带着农夫的百姓一揆，并不是穷民苦力的反抗，因为这个时候的倭人，压根就没有姓氏，百姓这两个字，和大多数倭人无关。
从姓名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的名字千奇百怪，姓氏更加五花八门，这些名字和姓氏，就像倭人本身一样，如同野草，春生夏枯，没人在意他们是否活着，更没人在意他们是否来过。
这种自卑更造成了一件基本事实，那就是倭国需要一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