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日点和远日点的存在，以及一些早期图像的参考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因此真正需要鉴别的数据倒没这么夸张。
大致统计的话，一共约摸四千份左右。
随后，现场的数算成员开始两两组成一对。
一人汇报坐标，另一人开始计算偏差。
其中汇报坐标的工具人能力稍微低一些，以数学系的那些学生为主。
提供算力的则是黎曼、雅可比、魏尔施特拉斯这些大佬。
平均下来，每个人需要计算两百份以上的观测记录。
一份记录的计算对比大概一分钟，毕竟只有两个坐标去套公式，因此总共需要四个小时上下。
徐云和老汤也没闲着，主动负担起了一部分计算任务。
“4.66925686283.07585”
“462.6112.5661517”
“2.0371529.691”
“2.920.067”
很快，不同规格的坐标系参量被逐一报出。
有些来自布莱德雷家族统计、尘封多年的数据第一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其中不少数据在精度方面，甚至超过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同类文献。
例如丹尼尔·布莱德雷的爸爸康顿·布莱德雷，他在二十年前便记录了鸟神星的轨迹。
虽然只是记录轨迹而非准确发现，但性质上已经非常吓人了——因为按照历史发展，这玩意要在2005年才会被发现。
2005和1830。
从观测设备的精度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两个纪元了
由此可见，布莱德雷一家为了给自己的老祖宗翻案，到底憋了一股子啥劲儿.
或许是被现场的气氛触动的缘故。
过了一会儿。
人群中居然走出了几位数学系的学生，主动接替了那些汇报数字的数学家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在计算环节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
按照老汤的说法，其中有一位还是弗雷德里克·阿加尔·埃利斯的跟班。
看着不远处脸色有些难看的埃斯利伯爵，徐云的心中莫名有些感慨。
这或许就是科学的魅力吧。
很多时候，它的感染力是无形的。
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抬起头，环视了周围一圈。
75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