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店楼上的一间茶室内，现在只有他们两人，清幽玄寂。
张潮知道马家辉不是让他评价这些作家在文学技法上的缺失，而是某种精神内核。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只好摇摇头道：“我想不到，还请赐教。”
马家辉微微一笑，颇有得色，不过并不矜傲。他答道：“他们的作品，都缺了‘香港’！”
张潮意外道：“嗯？”
马家辉接着道：“‘南来文人’的主流作家群体，都是在大陆接受的教育，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他们来到香港，或者迫于无奈，或者身负某种任务，或者辗转飘零……都不是被香港‘吸引’才来的。
所以他们笔下，有沪上，比如张爱玲和刘以鬯；有江南，比如金庸、徐訏；有东北，比如李辉英、司马长风；还有燕京、羊城、杭州……唯独，没有香港——可能过了一点，但说‘几乎没有’就挺恰当的了。”
张潮一想，还真是。比如金庸，15部武侠小说，男女主人公天南地北哪儿都去过了，可是别说香港，连广东都很少提及。
马家辉道：“这些‘南来文人’，下笔的着眼点往往不是香港，而是整个中国，或者他们自己的家乡。像刘以鬯的小说《对倒》，男主人公成日看着香港的街道和人物，脑子里却都是关于沪上的回忆。
他们写散文、随笔也是这样。明明这一段还是在香港的咖啡厅里喝咖啡，下一段就写多少年前沪上的哪个咖啡厅有种什么点心很好吃。
这样的文学在70年代以前，香港的大陆一代移民占据了人口优势，尤其是垄断了文化和知识话语权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市场。
但是等到移民的二代、三代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没有父辈对大陆的记忆和经验，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困惑——香港，难道就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
张潮很敏感地问道：“那这段时间香港本土的作家、文化人呢？”
马家辉道：“‘南来文人’不仅带来了作品，也带了内地成熟的文坛传统，很早就形成了作家联会、作家协会等组织。但是本土的文人，往往被视为‘懒散’，只写作、不组织，或者想参加组织，也很不容易。”
张潮道：“所以，那段时间，本土作家是被‘南来文人’压制的？”
马家辉笑道：“都算不上压制，‘仰人鼻息’更准确一些。毕竟大部分报纸和文学期刊都是‘南来文人’办的，他们靠‘南来文人’吃饭，受点气也正常。
像在50年代，香港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