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家了。”
这两人都是美国鼎鼎大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不必多介绍；布雷特·哈特是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以描写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工、赌徒、娼妓而负盛名。
苏珊道：“他们作品里的华人不是赌场里的老千，就是形迹可疑的人口贩子，或者是其他什么劣迹斑斑的坏人。他们会在作品里用从华人那里听来的‘中式英语’来嘲笑他们。
当然，马克·吐温在《排华法案》以后态度有所变化，在《苦行记》里，华人的形象是‘温良无害’‘勤劳吃苦’的。
哈特的一部剧本里有一个专业的老千‘阿兴’，被他描写成‘下巴松弛的黄种人的细眼儿子’，‘“作恶多端的矿工惯贼’，‘喋喋不休的白痴’，‘道德毒瘤’。
这些基本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的排华情绪，而且随着排华潮的兴起，美国文学中对于华人的描写越来越不堪。”
苏珊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张潮，发现他面色如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反应。一时间拿不准张潮到底有没有为自己同胞的遭遇而愤怒或者伤心，于是住了嘴。
许蕊雅显然也颇有研究，补充道：“其实那时候美国人对华人移民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在外形和道德上极力贬低华人，一方面又流露出欣赏华人智慧和才华的态度。
他们似乎知道华人只是缺少机会，于是在各方面都要打压华人的发展。比如在19世纪末，洛杉矶的蔬菜供应就几乎被华人垄断了。”
张潮听完两人的介绍后，有些总结意味地道：“19世纪末期，美国内战早已经打完了，蓄奴制也废除了，但是歧视没有停止。
马克·吐温可以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描写一个憨厚的黑奴吉姆，也可以在《傻瓜威尔逊》里批判美国社会仍然未给黑人‘真正的自由’。
但即使这么一位对底层人充满同情的作家，也不能免俗地刻画华人的负面形象。单纯的歧视，只会无视；刻意的贬低，多少掺杂些愤怒和提防。
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感觉无法掌控华人吗？”
苏珊陷入了沉思，许蕊雅则道：“可能是华人移民的‘优越感’太强了吧？”
张潮道：“哦？”
许蕊雅进一步解释道：“华人和其他移民不同。其他移民来到美国以后，虽然也会形成一些聚居区，但没有一个像‘唐人街’这样顽固的。
早期的华人移民即使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