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军此刻再也保持不住仪态了，他放下茶缸，翻开面前原本只想做做样子的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又拔了钢笔帽，用最粗的笔锋在纸上写下了这行字。
然后他坐直身子，语气郑重地问道：“还是请详细说说看吧，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张潮也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以后才道：“其实半年前我在思考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时，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它们？
一直到我得出了刚刚的结论，我才动笔写下第一行字。
中世纪的人为‘死后能否上天堂’失眠；19世纪的人为‘爱情能否超越阶级’痛苦；今天的人为卷不过其他人而懊悔；明天的人会为‘滤镜关掉十秒会不会掉粉丝’焦虑。
这些精神危机本质相同的——人在试图超越自身局限时必然跌倒；但跌倒本身，就是超越的证据。
刚刚杨师姐问我‘难道要纵容物欲吞噬人性？’我以前对别人说的答案是‘物欲会吞噬人性是因为物质化的程度还不够，如果物质足够丰富，人性就可以驾驭物质。’
这个答案我没想改口；但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恐惧物欲吞噬人性，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
我们总在怀念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记忆里的高邮，莫言魔幻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视野里的欲望交织的陕西农村，当然还有陈忠实那不朽的‘白鹿原’……
我们总是在哀叹乡土文明消逝，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当下发生的故事。文学如果只愿做农耕文明的守墓人，又如何书写正在发生的史诗？
我最早以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历史太漫长、文明积淀太厚重，才让大家的这支笔写不出今天的小说。现在我渐渐明白了，是时代的车轮太快，有些东西稍纵即逝，往往作家们还没有抓住就溜走了。
就像‘固定电话’，90年代开始普及，本世纪初达到巅峰，随即开始一路走低。到今天，即使家里有固话，谁又能打几次？
我们在美国、日本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的电话元素，比如最简单的‘来电留言’，在中国都还没有形成某种‘文化意象’，就从身边溜走了，这实际上颇让人无所适从。
但这些只是表象，只是外物。就像我的这篇小说，人物灵感来自于《包法利夫人》一样——1850年的法国，也是一个一切都在迅猛变革的时代，为什么福楼拜可以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间隙，创作出不朽的经典？
因为他真正克制住了塑造一个宏大世界或者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