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秘书和做领导有很多不同。我的体会，呵呵，你估计不知道，我也是做过秘书的。”
“处座也做过秘书？”
这倒是让张义惊奇了。他曾看过王新亨的履历。王新亨是浙江慈溪人，17岁考入上海大学，大学期间因参与进步活动遭到法租界警局通缉。隔年就去了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回国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编辑，办过报纸。32年经人推荐，任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第一期政治指导员，然后便是空降特务处行动处副处长，根本没有秘书的履历。
难道这段履历被刻意隐瞒了？
“呵呵，那都是33年的事了。”王新亨笑了笑，不胜唏嘘，“那一年我被派去武汉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做秘书，这一待就是三年。36年调任长安行营第二处任处长，长安事变期间成了瓮中之鳖，差点一命呜呼啊！”
“原来如此，那年的长安可谓暴风雨来临的前夜，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汹涌啊！”
张义感慨着，心里暗忖，长安行营一处是张少帅的情报机构，二处则是委员长侍从室的分支，搜集各种情报供委员长决策，也就是说王新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从事情报工作，还是直接替委员长效力的。
可他为什么要刻意隐藏掉这段履历呢？
难道是因为在长安事件中被扣押觉得没面子？
不至于吧！戴老板同样被扣押，这段经历反倒成了他吹嘘的资本。
默默压下心里的疑惑，他想了想问：
“那个时候毛齐五毛主任应该也在长安行营吧？”
“他是从武汉行营三科到的西安行营，在三处工作，执行的应该是秘密任务，没怎么打过交道。”王新亨一言带过，摇了摇头，“跑题了，刚才说到哪了？”
“做领导和做秘书的不同。”
“对。我的体会呢，做秘书时重在虑小谋细，事事皆需小心认真，而做领导的则需要懂得抓大放小，不益事事皆过较真，要不然，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还不得给累死。
做秘书要不疑，甚至需要一点愚顽精神，领导是决策者，秘书是转述执行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在执行中理解；而做领导的则要适当多疑，懂得灵活进退。
做秘书需忠贞不渝跟定自己服务的领导，不论跟错跟对都不能反悔，而做领导则不宜如此死心眼，有时候恰恰需要脚踩几条船，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不能偏信一面之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